大学四年，工作六年。十年后，渐渐学会了四海为家，而对远方的那个家的感觉却渐渐淡了。曾几何时，那个家还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而这枚邮票，已经很长时间不曾寄出了。而那个家真正浓缩成化不开的乡愁的时刻，已经可以追溯到十年前的大学时。
　　1996年9月，我来到东北，家远在西南，当年“好年儿志在四方”的豪情真真切切地变成千山万水的地理距离，转瞬间又变成心理剪不断的牵挂。刚入校时，“家”是一个无比敏感的词，自己第一次为她而哭，也常听到、看到周围的朋友为她而哭。哪怕是来自东北的同学，也常常把自己裹在厚厚的被子里，被外的人只看见被子随着躲在里面的身体一阵阵地抽泣。大一第一个国庆长假前，东北的同学无一例外地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家。一天我很不知趣地问寝里老幺：国庆干嘛去？老幺想都没有想就扔了一句：回哈尔滨。这真是一个问了又白问，不问又想问的问题。他说得热辣辣的，我听得冰冰凉的。一转头，泪水又不争气地逃了出来。那时候，才明白一封家书代表着怎样的一种难以割舍的温暖；几次冲到传达室拿起电话，妈妈和姨妈在电话那头哭，我在这头哭，才理解挂念是怎样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牵连。
　　1997年一月，大一第一个寒假越来越近了。虽然早已不再为想家而偷着哭，但是思乡的热烈也随着日历的临近累积得不可释怀。我开始在西安大路、同志街上筹备回乡的礼品，东北酸菜、东北大米，虽然沉沉的，但也要背回家让父母尝一尝。而父母在电话那头早就开始问回家第一顿饭想吃什么：糖醋排骨、排骨藕汤、粉蒸肉、回锅肉、柏丫香肠和腊肉、或是一碗细滑的川北凉粉或酸辣粉？隔着电话，我似已闻到家乡菜的香，那红油泼的，柏丫薰的，菜籽油炒的，都是挡不住的乡味啊。我打开日记本，开始在本上记着回家必吃的菜谱。班长T同学在一堂口语课上透露了我的小秘密，精读老师李晓阳会心地笑笑：You don’t look like a big eater。她可知，在老妈做的家乡菜前，我会吃得象猪一样香，香猪一样馋，怕就怕自己变不成一只猪，没有口福啊。
　　放假第二天，我和几位老乡一起挤上了南下的火车。春运回家是一场战斗，是风一程、雨一程的漫漫回乡路，没有经过春运的人难以体会回家的辛苦。凌晨一点，我们一群瘦得象猴儿的学生在北京南站寒风嗖嗖的签票大厅里等着签票。大厅里已经挤满了等待返乡的民工、军人和学生，大厅里充斥着一股奇异的怪味。铁路管理员以最简单加粗暴的方式对待民工，而军人们则以最非军人的行为标准破坏自己的形象和别人的尊严，他们甚至能踩着人头挤到队列的最前面。
　　只有售票员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所有人，因为所有人在她们眼中都不是人。她们不会讲话，只会卷着永远拉不直的舌头喝斥买票或签票的人。她们没有表情，永远锁着一张苦大愁深的脸，那也是我见过的最丑陋和最找抽的脸。
　　等到清晨四五点，我们终于签到了票。只有少得可怜的坐票，其他的人都是站票。但这没有什么，站着回家，我们早已做好了准备。上火车是一场硬仗，那是撕破脸、拼了命、舍着一身刮，也要把别人拉下马的硬仗。挤车门的、翻车窗的，车上拉的、车下推的，哭的、闹的，动手的、上脚的，所有人的脸都扭成不堪入目的一团，在漫天的漫骂与诅咒声中艰难的喘息。列车员歇斯底里地维持着秩序，但他们的愤怒已经无力维持被无政府主义淹没的人群。整个车箱，就象一个被压缩后的沙丁鱼罐头，一眼望去是密密麻麻的惊魂未定的双眼，一吸气是泛着恶臭的寒冷。靠背上坐着人，行李架上躺着人，坐椅下睡着人，站着的人也不用抓任何扶手，因为前前后后的人将你死死地固定在原地、架在空中，即使火车急刹车也不会把谁摔倒在地。所有人，就象被钉死的木桩。
　　上厕所就象是恶梦。从坐位到厕所十来米的距离，却是要挤过人山人海，忍受咒骂和白眼的艰难行程。厕所里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常常把自己关在里面，不让外面的人进去，自己也不出来。被憋急了的人声嘶力竭地砸着门，才终于把门敲开。里面的人及不情愿地换出来，外面的人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进去。厕所是不可能有人打扫的。污秽的脏物横行在人民公厕里，溢出了门，淌在过道上。从北京到四川四十多个小时的列车上，是一群为了同一个方向而宁愿屈身忍耐的如同草根一样坚强和卑贱的生命。
　　下了火车，挤上公交，家已在咫尺之远。那川东北特有的潮润的空气，伴着乡野牛粪的清香，飘进了车窗，一路被拥挤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身体亦神清气爽。车窗边飞过的一棵棵冬日里还泛着绿的树，一橦橦灰蒙蒙的楼，那永远不会美丽的风景，只因近乡情怯而亲切起来。
　　傍晚十分，汽车驶进家的街道。司机师傅，请刹一脚。我扛起行李，抬起早已发肿的双脚，踏踏实实地落在家的土地上。爸爸迎了上来，他已经在公路旁等了我一下午，见了我他情不自禁地微笑，接过重重的行李扛在自己的肩上。我勿勿的上楼往家赶，妈妈系着围裙站在楼梯口激动地笑着，抓着我紧紧地抱了抱，瘦了！瘦了！我一抬头，撞见妈妈眼里汪汪的水。
　　屋里飘着妈妈菜的香气，爸爸忙着给我烧洗澡水。四川冬季潮冷，却没有暖气，他们早已生了煤球，将浴室烤暖。洗完澡，桌上已摆满了热腾腾的妈妈菜。那红油泼的，柏丫薰的，菜籽油炒的，我朝思暮想的，魂牵梦绕的家啊，就这样被爸爸妈妈一碗一碗盛出来，一筷子一筷子夹进来。
　　夜晚，妈妈灌好了热水带，将潮冷的被子捂得热乎乎的。钻进被窝，我一头扎进梦乡，好梦留人睡，我就这样贪婪地沉睡在家的幸福里。
　　毕业以后，每逢春节仍往家里赶。只是不用再挤火车，不用再受那份苦。但每次看到电视上春运的镜头，看到新闻里春运你追我赶的画面，我仍然不寒而栗。那早已远离了我的恶梦，如今仍然发生在我叫做故乡的地方。每每想起大学春运回家的艰辛，我都会为我和象我一样为了回家而毅然决然的人感到一阵疼痛。那本应幸福的回乡之旅，俨然是一场逃难的惶恐。而铁路管理员的冷漠，售票员的刻薄，更让我从心底涌起化解不开的悲哀与愤怒，是什么让他们缺失了做人的同情与怜悯，对我们这些只为回家的人视如草芥蝼蚁。
　　那个家现在虽已不只是西南到东北的距离，但她仍是心底里最安稳的所在，因为那里总有两个人不论天长地久在地等着我。每每想起，心里总有几分亏欠，几分自责，但更多的，是那份永不消逝的幸福。

　　以此文，献给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父母。不能陪他们过节，唯祝他们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前些日子正热读陈忠实写的《白鹿原》。这本书在我大学时候就已经很热，当时T同学还给我说起过那本书，还捡了其中带点腥的一段文字让我看。现在回忆当初看那一段，应该是田小娥抓着白孝文的“牛牛”进小窑子那一出。当时看了觉得这本书挺大胆，应该把这本书打入贾平凹的《废都》一类。长驻之后实在没有什么好小说可以读，只好把藏在楼上图书馆里的旧书拿出来，拍拍灰再一读，就当补九十年代欠下的文化课。

    那夜读到原上犯了瘟疫，要了好多人的命，玄的是白家好多人死前都梦见了田小娥，最后田小娥的阴魂干脆付在了鹿三身上，于是傻大黑粗的庄稼汉鹿三竟然阴不阴阳不阳地学起了小娼妇田小娥的扭捏态。开始看着还觉得搞笑，可深更半夜越看越觉得惨得慌，觉得鹿三的怪相就在我床头猫着，于是不一会儿就闭了书蒙头睡了。可晚上还是做了一个半恶不恶的梦，梦见参加了抗日，鬼子正到处搜我，一身冷汗(醒来后发现梦中的原形应该是书的鹿兆鹏)。

    这种自已吓自己的事儿中学大学时候也听过干过，每次想来都搞笑。先是中学时候听一个住校的朋友讲。中学时候农村来的同学都住学校，周末闲及无聊，就约了一起泡录像厅。晚上放了一出据说是反映二战德国的恐怖片，看得几个男生面无血色。录像结束时，五六个男生战战兢兢地往学校走。为了壮胆，大家约好一起走。开始大家还能整齐划一一致行动，但步子越来越大，步频也越来越快，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小跑，最后带头的干脆就撒开腿跑起来，紧接着后面的人也开始猛跑。跑在后面的小个子跟不上大部队，心里正被电影的恐怖情节抓得紧，于是边跑边歇斯底里地兹哇乱叫。大街上的行人们莫名其妙地看着四五个小小子午夜狂奔，而他们早已吓得魂不附体。

    再后来就是大学刚入学军训时，吉大八舍208寝。晚上无聊，熄了灯之后宿舍的十三弟兄就轮流讲着荤笑话。有一天荤笑话讲完了，开始讲鬼故事。开始这些鬼故事还比较搞笑，可后来越说越严肃，越说越邪乎，越来越跟真的似的。宿舍也越来越安静，个个把被子也越裹越紧，气氛越来越窒息。到最后整个宿舍就象一个鬼屋似的，阴森得惨人。夜深了，大家吓得都封了口，可谁也没有入睡。这时不知是谁鼓足了勇气吱了一声：妈的，憋坏了，有去厕所的么？顿时响应着云集，嚷嚷着早就想去了，可就是没那胆儿。结果全寝十三人，有尿的都等在门口集了合，没尿的也跟上，就怕最后自己晚上有尿了却没人跟着壮胆了。然后大门一开，十三人花啦啦冲了出去，走廊上轰隆隆一阵脚步声向50米开外的厕所冲去；接着又轰隆隆一阵脚步声冲了回来。撒得慢一点的还没有尿完，滴滴达达就拧着裤腰带在后面追，边追边喊等一等。接着就听见沿途的宿舍传来东北式的叫骂声：“妈的个B，大半夜不睡觉找捋呀，操!”第二天宿舍老十一从家里请了一串佛珠挂在门后，说是这东西能辟邪。那玩意儿在宿舍挂了小半年，直到宿舍的人造阴气儿散了为止。自那以后，宿舍就再也没有谁讲过鬼故事。

    到了大三，我们搬到了南区一舍。可大四时我们宿舍对面的屋一直锁着，没人出入。后来听说那屋里一个睡在上铺的兄弟某夜自己翻了下来摔死了，之后便传出闹鬼的事儿，就再也没有人住了。再后来就听说整个一舍都是建在坟墓上，也难怪整个大三大四一舍给我的印象都是阴冷的。

    这种闹鬼的事儿原来在西方也有。昨晚打球时，站在左边的球队总是输。后来Marc告诉我，因为球场左边原先是一个印度人的墓。

    嘿嘿，听到西方人给我半真半假地讲鬼故事，没吓着我，倒把我整乐了。